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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张静      每经 · 国际金融中心，大概是西安过去十多年最复杂的注脚。7 月 10 日，这座位于灞河之畔、曾被寄予厚望的 " 双子塔 "，再次站上司法拍卖平台。结果没有意外。第七次拍卖，零报名，零出价，再次流拍。从第一次 7.48 亿元起拍，到如今仅剩 5.49 亿元，价格已经缩水近 2 亿元。但价格越来越低，接盘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管理人没有放弃，流拍后不到半个月，再次降价 2700 万元，计划于 7 月 27 日进行第八次拍卖。问题来了，为什么一栋位于西安黄金地段、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价格一路打折的超高层，没有资本愿意出手？答案或许不在价格，而在这栋楼本身。01为什么没人接盘？时间回到 2010 年前后。彼时，浐灞生态区还是西安最炙手可热的新区之一，世园会、金融商务区、自贸概念、总部经济 …… 几乎所有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都曾落在这里。苏陕 · 国际金融中心，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野心之一。两栋近 200 米高楼，总建筑面积超过 20 万平方米，定位国际金融总部、五星酒店、高端商务办公。只是，理想很丰满，资金链却先断了。2014 年主体封顶之后，背后投建方中登集团资金危机爆发，工程全面停摆。这一停，就是十多年。十年间，西安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上涨、调控、回落，浐灞从新区成长为成熟板块，城市金融中心逐渐向高新区、曲江、中轴线分散。唯独这两栋楼，始终停留在 2014 年的时间里。今年 1 月，苏陕 · 国际金融中心首次上架拍卖，终于有盘活的迹象。然而，这座地标经历了七轮挂牌，起拍价从 7.48 亿元一路下调至 5.49 亿元，累计降价近 2 亿元，但七次均流拍，无人接盘。很多人觉得，这么便宜为什么没人买？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拍卖价，开发商、投资机构看到的是总成本。根据管理人披露的数据，仅仅把这栋楼真正建成，还需要投入约 4.7 亿元。注意，这还只是续建成本。里面包括：因西安新的空域管控要求，原 37 层已经拆至 32 层；已经建好的结构需要重新检测；十多年风吹日晒后的幕墙需要修复；机电、消防、电梯、智能化系统几乎全部重新安装；内部装修基本为零。也就是说，买楼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投资逻辑其实是：5.49 亿元买资产，再投入 4.7 亿元建设，总成本已经接近 10 亿元。而且还要承担时间成本、融资成本、招商成本。对于任何开发商而言，这已经不是 " 捡漏 "，而是一场重新开发。更关键的是，今天的办公楼市场，早已不是 2014 年。如今，全国写字楼市场正在经历供给过剩，北上广深如此，新一线如此，西安也一样。据多家商业地产机构发布的市场报告，西安新增总部办公、甲级写字楼供应持续释放，高新区、曲江、浐灞国际港（后浐灞和国际港务区合并）等多个商务板块竞争激烈。与此同时，不少企业缩减办公面积，远程办公、共享办公越来越普遍。于是，一个残酷的问题摆在所有投资人面前：这栋楼建好之后，租给谁？这才是真正决定投资回报率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困住 " 双子塔 " 的，是变化了的市场。房地产时代，开发商拼的是融资能力。存量时代，投资人拼的是运营能力。02城市发展逻辑变了如果把视角拉高一点，你会发现，真正流拍的背后，不是一栋楼，而是城市发展的逻辑变了。2010 年前后，西安几乎同时启动了几个新的城市中心。高新区继续向西，曲江向南扩张，经开区发展北站，浐灞则提出金融商务区。当时的逻辑十分清晰，西安需要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于是，大量金融办公、高端商务、总部经济开始向灞河聚集。" 双子塔 " 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旗舰项目。它承担的不仅是一栋楼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一个信号：告诉市场，西安未来的金融中心在这里。但后来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故事。城市不会按照规划长大，而会按照产业聚集。如果观察最近几年全国超高层的发展，会发现一个共同趋势，越来越少的城市，再去追求 " 第一高楼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讨论产业园、科创中心、算力中心、生物医药园。过去城市比高度，今天大家比密度。比产业密度，比人才密度，比创新密度，比资本密度。城市竞争的坐标，已经发生改变，这是城市经济学过去十年最大的变化。看看今天西安真正的 " 总部 " 在哪里。三星、华为、中兴、比亚迪、隆基、奕斯伟、汇川、奇瑞，这些企业，几乎都没有选择浐灞，它们最后都聚集到了高新区、西咸新区、经开区，以及制造业基础更强的产业园区。原因很简单，总部办公，不是看风景，而是看上下游、看供应链、看人才、看科研资源、看交通效率。一家科技公司，不会因为窗外能看见灞河，就把总部搬过去。产业聚集，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选择。于是，一个结果慢慢出现。浐灞拥有西安最漂亮的城市界面之一，却始终没有形成最强的产业集聚，漂亮的城市空间，并没有自动转化为经济密度。而 CBD 最需要的，恰恰是经济密度。" 双子塔 " 流拍，本质上是城市发展逻辑变了。所以，浐灞 " 双子塔 "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它为什么没人买。而是它提醒了所有城市：一个 CBD，不会因为盖了一栋地标就自动形成；一个金融中心，也不会因为修了两座高楼就自然长出来。金融中心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建筑，而是产业、资本和人才的长期聚集。03第八拍的机会？其实，不仅是西安，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 " 停摆的地标 "，它们共同见证了一个高速扩张时代留下的资产，也共同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当城市从增量开发进入存量运营，一栋楼到底值多少钱？对于苏陕 · 国际金融中心，司法拍卖给出的答案，是 5.49 亿元。市场给出的答案，却是七次无人举牌。尽管七次流拍，管理人并没有放弃，流拍后不到半个月，再次降价 2700 万元，计划于 7 月 27 日进行第八次拍卖。管理人再次降价，说明他们仍希望市场能够找到真正的买家。但真正的买家，大概率已经不是传统房地产开发商。未来最有可能接盘的，反而可能来自三类资本：第一类，是产业资本。如果能够导入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总部企业，这栋楼或许还能重新定义。第二类，是 AMC 或特殊机会基金。对于他们而言，真正价值不是办公楼，而是不良资产重整后的资本运作空间。第三类，是大型国企联合产业基金。不是为了卖楼，而是围绕城市更新重新组织资产价值。也就是说，未来真正决定它命运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谁能赋予它新的功能。否则，它只是一个越来越便宜的拍卖标的。对于苏陕 · 国际金融中心而言，第八次拍卖最终是什么结果，是成交，还是继续流拍继续降价出售，尚未可知。但事实上，苏陕 · 国际金融中心最终会不会卖出去，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或许让西安，也让所有仍在规划 CBD 的城市重新意识到：一座城市最高的建筑，不一定是城市最高的价值；真正决定城市高度的，也从来不是天际线，而是产业线。" 双子塔 " 可以重新点亮，但那个依靠地标建筑定义城市竞争力的时代，大概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图片来源：阿里资产拍卖每日经济新闻

过去三十余年，数亿正规就业的劳动者都受到劳动法保护。但同样作为劳动者，仅因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关系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2 亿灵活就业者就无法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导致多项劳动权益处于 " 裸奔 " 状态。作者：田进封图：视觉中国两亿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制度建设，已经列入未来五年的政策日程。7 月 9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 " 人社部 "）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 十五五 " 规划》，明确提出 " 推动完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 "，并提出 " 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 "。灵活就业人群已是中国劳动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全国就业人员规模约 7.25 亿人。按照人社部门的口径，2025 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 2 亿人。以此计算，灵活就业人群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例接近 30%。近年来，从人社部到地方政府，对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一些平台公司也推出创新措施，携手政府推动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但这注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称 " 劳动法 "）及若干规章条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适配传统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但这套体系尚不能有效覆盖、适配灵活就业群体。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参与过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董保华表示，过去三十余年，数亿正规就业的劳动者都受到劳动法保护。但同样作为劳动者，仅因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关系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2 亿灵活就业者就无法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导致多项劳动权益处于 " 裸奔 " 状态。灵活就业群体劳动保障的难点在哪，有哪些环节需要梳理，又面临哪些两难的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多位长期研究该领域、一线调研的学者，试图厘清学界和实践领域的不同观点。采访发现，业界在灵活就业群体工时过长管控、职工养老保险缴纳、带薪年休假等劳动权益适用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这也反映出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的复杂性。不过，争论中各方已形成共识：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劳动权益，事关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局，更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个人、家庭的民生福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中国规模如此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为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政府部门已经在不断出台针对性调整政策。但现实中，劳动者参保主观意愿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说，如何健全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政企学界目前都没有标准答案。难解的工时问题在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益中，工时管理是近几年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按照劳动法规定，劳动者 "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 ""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 "。2025 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下称 " 周平均工时 "）终结了此前连续 9 年的增长态势，出现了小幅回落。2026 年前六月，周平均工时进一步下行。但多份研究报告和官方数据显示，大量灵活就业者工时过长的问题依旧突出。例如，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 年第二、第三季度，当地网约车驾驶员日均工作时长约 10 — 12 小时；2025 年四季度，杭州日均运营超 12 小时的网约车数量占比达 21.92%。董保华分析，大量灵活就业者工时过长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制度约束。社会各界一直有声音呼吁将劳动法工时规定适用于快递、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行业，但这一诉求至今未能落地，相关行业的加班现象依旧非常严重，甚至有增无减。此外，灵活就业者为了增加收入，主动加班的意愿远强于正规就业者，也让监管执法难以介入、无从着手。反对将劳动法工时条款适用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观点认为：灵活就业者加班多为自主自愿，强行限制工作时长，反而会损害其收入利益、得不偿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说，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自由度与个体工商户相近，而现阶段并没有对个体工商户设置工作时长限制。他认为，正常情况下，劳动者会在收入提升与休息权益之间作出最优平衡。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张丹丹发现，外卖骑手的诉求集中于收入保障与工伤保险两个方面。她表示，针对灵活就业者的新政策，都需要考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例如，如果强行将外卖骑手的日均工时从 12 小时缩减至 8 小时，就需要考虑损失的 1/3 收入如何弥补。如果骑手收入不能覆盖家庭生活成本，衍生的民生与就业问题可能会大于工时过长本身。此前，网约车司机的工时管理制度就曾引发较大争议。2026 年 2 月，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下称 " 新规 "）提出，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 24 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 8 小时的，都应认定为疲劳驾驶。一开始，市场认为网约车司机也将纳入新规管理，迎来 " 强制 8 小时工作制 "。但 5 月底，新规起草负责人明确表态，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支持适用劳动法或强化工时监管的一方则认为，灵活就业者超时工作并非完全自愿。平台算法会不断激励长时间工作者，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者的超时工作，是一种 " 困在算法 " 里的无奈。法律层面应当提供强制保护，避免疲劳驾驶等问题带来更大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工时过长问题本质是典型的 " 鞭打快牛 " 现象。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延长工时增收，但不能无限制鼓励他们通过透支健康换取较高收入。劳动者在疲劳状态下工作会极大提高发生工伤事故的可能性。提升该群体收入水平，应依托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而不是损害劳动者健康为代价。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惠元表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工时过长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激励结构问题。在现行平台计酬模式下，劳动者收入与其在线时长和完成单量强绑定，在 " 多跑多赚 " 的激励下，劳动者被算法诱导着自愿超时劳动。如果能落实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的休息权，最直接的效果是降低过劳引发的交通安全风险和职业健康损害。在冯帅章看来，虽不一定完全适用劳动法的工时管理规定，但政府可基于劳动者健康保障、公众利益保护等底线要求，出台一定的工作时长限制，约束所有劳动者。例如，如果某类职业每周或每天工作超过一定时间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引发疲劳驾驶等公共风险，就应纳入时长管控范围，相关规则适用于所有劳动者，并非专门针对灵活就业群体。此前，部分平台企业已推出工时管控举措。例如，滴滴在 2017 年就实行驾驶满 4 小时强制休息 20 分钟的规则；2024 年 11 月，美团在华东区域试点 " 单日跑单超 8 小时会收到提醒、跑单超 12 小时强制下线 " 的制度。综合来看，工时管控落地的前提是，尽量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平均收入不出现明显下滑。薛惠元表示，如果只限制工时而不调整计价机制，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收入会下降，这会引发从业者的抵触甚至催生 " 地下接单 " 行为。因此，工时监管不是一项孤立政策，它必须与最低时薪保障、订单单价协商、劳动者收入补偿等配套制度同步推进，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董保华表示，从目前的宏观经济发展走势看，短期内可能不具备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强制实施工时管理的条件。但从中长期来看，类似 " 网约车司机 8 小时工作制 " 的规范化工时管理制度，是行业发展的必然发展趋势。鉴于灵活就业覆盖行业广泛，未来应由行业协会或相关部门牵头，针对不同行业制定差异化工时管理标准。职工养老保险是否应强制缴纳过去几年，为推动灵活就业人群主动缴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下称 " 职工养老保险 "），政策层面不断降低参保门槛。目前，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可直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不受户籍制度限制。去年 9 月社保新规落地后，传统就业市场的社保缴纳强制性进一步强化，但灵活就业人员仍可自主选择是否缴纳职工养老保险。针对主动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美团、京东等平台提出提供一定社保缴费补贴。在调研时，乔庆梅发现，由于参保缴费完全自主决定，不少外卖骑手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意愿较低，更倾向于将这部分钱变成当月到手的现金流。以北京为例，以个人身份自愿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者，2025 年个人每月最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为 1432.4 元。2024 年 11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就提及，小微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率较低。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调查，中国职工养老保险的遵缴率（缴费人数占参保人员的比例）从 2011 年的 85.2% 下降到 2022 年的 80.8%。冯帅章说，职工养老保险本质上是国家层面推动的强制储蓄制度，旨在让每个劳动者都能实现 " 老有所养 "，天然具备强制性属性。现在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已经很大，且还处于不断增长中，如果这样体量的劳动者可自主决定是否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就会存在隐忧。为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冯帅章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平台企业、个人、政府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不是完全依靠个人缴费。如果平台企业不为灵活就业者缴纳社保，会造成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同时，政府可考虑给予灵活就业人群一定比例的社保缴费补贴，减轻个人和平台企业的社保负担。此前部分地区在社保缴费补贴方面已有探索。例如，从 2025 年起，北京就对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今年 5 月 20 日，四川提出满足相应条件的平台企业，政府部门在 2026 年将按照平台企业单位缴费额的 10% 给予企业社会保险补贴。灵活用工业态复杂、场景多元，强制参保会遇到很多需要辨别的情况。比如，对于仅是少量接单、每月收入有限的灵活就业人群，是否应缴纳社保？冯帅章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不设置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由平台企业根据从业者实际接单量、业务量，按单计提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订单越多，个人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就越多，未来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就越高，这样的缴费模式不需要大幅度调整现有社保制度。"董保华表示，为提升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缴费积极性，还可以考虑放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俗称 " 农民养老金制度 "）的户籍限制。当下，个人只能在户籍所在地而非工作地缴纳农民养老金。实际中，即使个人缴纳同样总额的农民养老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农民养老金会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其次，个人通过选择更低的缴费基数去参加农民养老金，也能减轻短期缴费压力。推动失业保险改革成共识近几年，面对宏观经济波动，失业保险在扩围提效、兜底民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社部数据显示，2013 — 2025 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从 541.3 亿元逐步增长至 2165.3 亿元。2026 年前 5 月，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为 880.8 亿元，同比增长 13.1%。此外，2024 年，失业保险金人均水平已升至 1898 元 / 月。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目前失业保险仅覆盖建立劳动关系的正规就业人群，缴费由用人单位（缴费比例 0.7%）和职工（缴费比例 0.3%）共同承担。因缴费成本低、覆盖面广，失业保险被视为经济运行的 " 减震器 "，可以一定程度化解个人失去工作后的收入中断风险、保障基本生活。基于失业保险的特点，受访专家形成的共识是，应尽快调整制度设计，将灵活就业者也纳入失业保险制度。人社部数据显示，2025 年，全国共有 2.49 亿人参加了失业保险，远低于全国就业人员数量（约 7.5 亿）。乔庆梅表示，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灵活就业群体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已实现不同程度覆盖，唯独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存在明显短板。多数灵活就业者往往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一旦因意外不能继续工作，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重要性将格外凸显。全国范围内，目前仅广东尝试突破失业保险制度限制，将灵活就业人群纳入其中。2021 年，广东就发文提出在广州、深圳等大湾区 9 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广东在试点政策解读中提出，试点补齐了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制度空白，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权益。其中，灵活就业人员承担全部缴费，缴费基数为个人参保前灵活就业十二个月的平均收入。失业定义遵循严格的国际标准，短期内无收入不一定会被认定为失业。因此，与正规就业申领失业保险存在 " 门槛 " 一致，广东参与试点的灵活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时也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具体来看，正规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需要满足 "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 等条件。而广东在试点过程中对灵活就业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明确 "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灵活就业 " 包含以下情形：所依托的灵活就业平台单位被吊销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提前解散、破产或停业整顿的；所依托的灵活就业平台单位不再提供灵活就业岗位的；参保人因病或因伤无法从事灵活就业等。简单而言，除伤病原因外，正规就业人员被企业裁员即可认定为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申领门槛较低；而灵活就业则需要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企业停业或不再招灵活就业人员才能达标，现实中触发条件难度极大。因此，即便灵活就业人员被纳入失业保险体系，其缴费积极性、实际受益率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董保华表示，现行规则下，仅被动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个人主动离职无法申领。失业保险金标准普遍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0% 确定，整体待遇水平偏低且办理手续麻烦，导致部分被动失业人员也选择放弃领取，使得失业保险在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人社部发布的《2024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4 年年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 24589 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为 463 万人（占比 1.88%），全年共为 905 万名（占比 3.68%）失业人员发放了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此前，一位多次参与社保制度改革的专家对记者表示，因《失业保险条例》对待遇发放的规则设定十分严格，失业人员很少能够拿到失业保险金。长期来看，应修改《失业保险条例》，让此项制度不再是一个软肋，真正发挥救济失业人员的作用。生育津贴、工伤保险的积极改变2026 年以来，面向灵活就业人员，个人缴费较少、保障程度较高的生育保险和 " 工伤保险 " 迎来新一轮扩面升级。一直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工伤保险只覆盖正规就业人群，而常见的商业意外险，存在赔付额度有限、保障范围狭窄等短板，难以覆盖当事人重伤、伤残带来的康复与长期生活成本。调研中，薛惠元发现，在各类社会保障中，职业伤害保障是灵活就业人员最关注的保障类型，其次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特别是年龄偏大的从业者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情绪。2022 年，人社部推出的 " 新职伤 "，解决了灵活就业缺乏工伤保险的痛点。" 新职伤 " 不要求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总体采用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参保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人社部数据显示，2022 年 " 新职伤 " 在 17 个省份开始试点。截至 2026 年 7 月 1 日，" 新职伤 " 已累计覆盖近 3000 万人，有效发挥了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另一方面，2025 年 12 月，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提出，2026 年医保部门将推动把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此前，江西、浙江、天津、贵州、上海等地已开展探索。2026 年以来，宁夏、江苏、福建、海南等地选择跟进。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地区的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在参加生育保险后享受相关待遇，包括生育的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区别在于，针对正规就业，全国多数地区的生育津贴等于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0× 规定的假期天数。因灵活就业人员不存在劳动关系层面的用人单位，因此不同地区计算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时，采取的计算方法存在巨大差异（如下图），个人最终能拿到的生育津贴也会有明显差异。经济观察报制图总体来看，在海南、宁夏等省（区），即使个人按照同样的缴费基数缴纳生育保险，灵活就业人员能领取的生育津贴很可能会明显低于正规就业人群。冯帅章表示，在计算生育津贴时，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制度会带来很多制度性调整，但这些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从长远趋势来看，无论宏观经济如何波动，随着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灵活就业人员规模都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因此，解决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是一项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需要一部新的劳动法目前，针对劳动者最为完整的一部法规就是已实施 30 余年的劳动法。除 " 五险一金 " 基础保障外，劳动法还明确了企业要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法定节假日休假、带薪年休假等法定权利。但劳动法生效的重要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标准劳动关系。长期以来，灵活就业者与平台的合作关系，多被界定为民事合作或 " 不完全劳动关系 "，因此超 2 亿灵活就业者不能适用于劳动法。薛惠元表示，现行法律框架采用 " 劳动关系二分法 "，仅区分标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让灵活用工落入了监管的灰色地带，劳动监察部门依据现行劳动法开展系列监管时，缺少明确的法律抓手，监管落地难度较大。这也是学界一直呼吁引入 " 劳动三分法 " 的原因——在传统雇员、独立劳动者之间增设一个中间类别，为灵活就业群体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搭建法律衔接通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将劳动法的权益保障直接适用于灵活就业群体，成为学界和业界的争议焦点。支持适配的观点认为，所有劳动者应平等享有基础劳动权益。薛惠元表示，从公平劳动权益的法理层面来讲，所有劳动者都应平等享有休假、节假日薪资、生育保障等权益，长远来看应逐步将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到同类保障体系中。乔庆梅说，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家，已将平台就业者纳入正规劳动就业保障体系。" 灵活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都是劳动者，不能只是因为劳动性质差别，导致节假日薪酬、节假日权益出现差异化对待，这不是社会保障体系应有的价值导向。"反对直接套用的观点认为，如果强行将劳动法适用于灵活就业群体，将直接消解灵活用工的优势。张丹丹表示，灵活就业和正规就业享有不同的劳动权益。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这种 " 舒适度 " 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就业的福利是社保体系规范，但工作安排上缺乏灵活性，因此需要通过劳动法让员工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伴随着技术迭代与任务化就业模式的发展，灵活就业这种劳动关系模式更符合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短期内，将劳动法的权益强行套用于灵活就业者，灵活就业也就失去了其高效、灵活的特性。"薛惠元表示，灵活就业无固定用人单位，存在收入波动大、用工关系松散等特征，权责划分、成本分摊难度高，直接照搬传统职工福利制度缺乏实操性，短期内无法实现灵活用工、正规就业两类就业群体的权益完全均等。这也意味着，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面临两条路径选择：要么修订现行劳动法，将灵活就业业态纳入适用范围；要么专门出台一部新法，针对性构建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体系。董保华说，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都曾有意推动修订劳动法，但该法修订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都未能落地。当前劳动力市场二元化格局已然成型，还是应积极寻求修改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机会。冯帅章表示，将劳动法的一系列条例逐一套用至灵活就业群体并不合适。但灵活就业者的权益需要纳入相应的法律框架，以实现法律层面的保护。因此，可以参照传统劳动关系，讨论哪些条例更适用于灵活就业群体。薛惠元也表示，仅在旧法框架内 " 修修补补 " 远远不够，新就业形态在工时计算、薪酬结构、管理方式、风险分担等方面与工业时代传统用工模式有着系统性差异，因此至少需要一部行政法规层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实现对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系统性、规范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