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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结束后，巨型紫色气球在学生们手中传递。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1958年，在没有校名、没有院系、没有大楼、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办出一所大学，需要多少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出的答案是，111天。当年被录取的第一届学生黄吉虎坐着火车从浙江到北京上学，他挑着扁担，行李挂在两头，走出车站后便开始问路。知道这所学校的人不多。“好心、友善的北京人告诉我，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一直往西走，就会到达玉泉路。”他于是挑着行李沿长安街向西，经过西单，出了复兴门，又走过木樨地……近4个小时后，才走到校门口。入学报到后，学生们才发现连宿舍都是借来的。但建校不到一年，这所学校就进入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不到两年，就有了全国高校第一台投入运行的计算机。如今68年过去，这所学校有了“千生一院士”的说法——平均每千名本科毕业生中，约有一人当选两院院士。建校前三届的4688名毕业生中，就有32人后来当选两院院士。一1958年3月18日，离秋季开学只有半年时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院务会议上提出，可以考虑科学院附设一所高等学校。当时，中国已经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和导弹。原子能、火箭、人造卫星、计算机、自动化、稀有元素等领域陆续提出人才需求，现有大学短时间内难以提供足够的毕业生。归国不久的钱学森曾说：“我们首先意识到，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教学，而不是马上进行独立性研究。”中国科学院下辖许多研究所，可以培养研究生，却没有自己的大学。几个月前，由郭沫若任团长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刚刚赴苏联考察谈判归来，代表团成员就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党组会议上，谈起了西伯利亚准备兴办的一所综合大学。这所大学有几个特别之处：专业围绕科学院已有的研究方向设置，课程由科学家承担。这样既可以节省建设费用，也能让教学紧贴最新研究。很快，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在中央科学小组会议上向聂荣臻副总理汇报了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之事。聂荣臻表示可以考虑，并请中宣部研究。4月，中宣部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程今吾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要办就在城里找一幢房子很快地办起来，全部招走读生，暑假后就开学。”5月20日，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周总理当即表示很赞成。6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批示称：“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址另议。”二这个新的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名字。1952年教育部对院系进行调整后，新建或重组的专业院校，大多按照所在地和所服务的行业命名：北京航空学院培养航空人才，北京钢铁学院面向冶金工业，北京地质学院服务地质勘探，北京石油学院对应石油工业，北京矿业学院培养采矿人才。6月8日，郭沫若主持召开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定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国内第一所以“科学技术大学”命名的高校。“科学”与“技术”同时进入校名，在当时并不寻常。这所大学给学生的期望是，不仅要学习已有的科学知识，还要连接实验室、工程和国家正在展开的技术事业。原子能需要原子核物理和核工程人才，于是设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火箭和高速飞行器需要力学人才，于是设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寻找铀矿、稀有元素和新材料，需要地质与化学相结合，于是设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还有技术物理系、化学物理系、物理热工系、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化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生物物理系等多个系科专业，许多都服务于“两弹一星”事业。定名仅仅10天后，6月1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就同时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招生简章》。已经要招生了，学校一时间还没有校址。筹备组最后选中了北京玉泉路原中央党校所在地，但这处院子已经划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使用。档案记载，总参谋长黄克诚了解情况后，当即要求设计院搬迁。设计院院长唐凯答应，一周内就搬出去。一周后，筹备中的中国科大有了校址。工作人员进去查看，发现原有教室还勉强够用，宿舍床位却差得很多。筹备组又找到马路对面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借来两栋宿舍楼。学生吃饭、住宿、上课需要的桌椅和设备，也分头筹措。科学院院部和各研究所支援了一大批干部、工人、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7月28日，第一次系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近30名与会者中，包括赵忠尧、施汝为、郭永怀、吴仲华、钱学森、杨承宗、侯德封、华寿俊、华罗庚、贝时璋、赵九章等科学家。赵忠尧负责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郭永怀负责化学物理系，钱学森负责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华罗庚负责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赵九章负责应用地球物理系。后来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11位曾在中国科大工作过。钱学森是筹备委员会成员中唯一的研究所所长。他和郭永怀参与筹建相关专业，又动员力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到中国科大上课。后来的学生回忆，钱学森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难掩兴奋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很重的，再要抽出时间来讲课并不容易；但是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钱学森说。三1958年的高考是先填志愿，再参加考试。到了6月中旬，招生简章在报纸上刊出时，许多学生已经填完了志愿。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张瑜原先把第一志愿填成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后来听父亲说，中央决定成立一所专门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大学，钱学森要来当老师。“钱学森是许多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对我来说也不例外。能有这样的名师教导和引路，是我的渴望。”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的张瑜说，“中央鼎力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这一事件，在我成长道路的重要路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中央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决心、魄力和远见卓识，如果没有钱学森先生的影响力，这一改变是不可能的。”他把志愿表要了回来，将第一志愿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改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化学物理系首届学生俞书勤回忆，填完志愿后，老师也找到他，对他说：“俞书勤，你改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吧。”俞书勤把招生专业看了一遍，最后停在“化学物理”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要学什么，而科大的系别与一般学校还不太一样。”他后来解释，中学里重要的课程无非是数学、物理和化学。“化学物理”这个专业既有化学，又有物理，看上去两门都能学，于是他填报了这个专业。后来，他留在中国科大任教，曾任化学学院院长。这一年，中央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可以从各省份当年考生中优先录取1600名新生。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也利用到各地作学术报告的机会，为学校作招生宣传。浙江考生黄吉虎1958年高考成绩列全省第二名。最初，他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录取，随后被调录到中国科大力学系。据俞书勤回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初建校时只有12个系，地球物理系是后来加上的第13个系。“这时候赵九章就说，怎么会没有地学呢？大家就一致同意增办了一个地球物理系。但是这时候招生（志愿填报——记者注）已经结束了，赵九章与当时的四川省教育厅的人比较熟悉，就破例从四川省调剂了100多个学生来。所以1958级的13系学生全部是四川人。”他说。9月初，在北京考区录取的150名新生提前报到时，大学校园还没建完。他们要先参加建校劳动，整理校园、修建操场，给随后报到的外地同学腾地方。9月15日前后，京外1480多名新生，有人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人光着脚，就这样来学校报到了。9月20日，学校要举行开学典礼，校长郭沫若提前一天才请来校歌作曲者、全国音协主席吕骥为学生教唱校歌《永恒的东风》。开学典礼是借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举行的。郭沫若在典礼上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勉励这所白手起家的大学：“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最短的时间建起了一所大学，但并不准备在培养人才上节省时间。他们计划用五年时间去培养一名本科生。科技人才的需求是很紧迫，但这群科学家老师认为，国家的需要越急，学生越要打基础。基础恰恰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一文中写道：“科技大学的学生将来要从事于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可是在新科学、新技术领域里，前人的工作经验不会太多，因此我们只有更多地依靠一般的知识，也就是人类几千年以来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通过总结所得出来的自然界一般规律。对我们来讲，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物质结构、性质和运动的规律，这就是物理、化学。”按照钱学森当时介绍的培养方案，基础理论课程约占总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技术基础课程还要占相当比例。郭永怀为化学物理专业设计课程时，要求学生连续6个学期学习数学，4个学期学习物理，还要学习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基础训练还包括实验技术。1958级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学生何平笙回忆，老师告诉他们，高水平科研不能只会使用现成设备，研究者还要能够自己建造仪器。在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学生接触到的仪器，有些正是科学家自己建造的。赵忠尧在美国分批购置、加工了30多箱零部件，运回国后，于1955年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特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如今仍保存在校史馆。钱学森说：“我们重视基础课，不但可以从学时所占的比例上看出来，而且也可能从科技大学基础课的教师名单上看出来：在我们基础课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物理学家吴有训，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学家华罗庚，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化学家王葆仁。其他基础课教师也都是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这也让学生们瞠目结舌。“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届毕业生张瑜回忆道。钱学森上“星际航行概论”课时，听课的人总是挤满了教室，包括力学和力学工程系3个专业第一、第二届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由于座位有限，他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和马扎，放在大教室的走廊中和边角位置。五科学家们开始学着当老师。力学所的许多人因此有了两份时间表，一份属于研究所，一份属于大学。教师们乘班车从研究所到玉泉路，上完课，再坐车回去工作。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届学生、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建中读书时，曾给钱学森递条子，反映“星际航行概论”的习题改了好几次。钱学森解释，自己工作太忙，只能利用坐车的时间考虑习题，所以题目才会改来改去。数学家吴文俊住在中关村，到玉泉路上课，乘公共汽车单程要一个多小时。他给1960级数学系学生讲微积分，每周6学时，连续讲了3个学期，很少缺课。当时的讲义要先刻在钢板蜡纸上，由年轻工作人员刻写好，再油印发给学生。有一次，学生拿到一份新讲义，发现上面的字迹很熟悉。那一讲涉及外微分，特殊符号和公式很多，吴文俊索性自己动手刻了蜡纸。有学生认出了他的字。严济慈讲普通物理时，一只手拿粉笔，另一只手拿着录音话筒。学校要把他的课录下来，作为教学资料。他曾在课堂上遇到一个一时回答不了的问题，就告诉学生，自己回去想一想，下次再回答。学生们很快发现，科学家也有不擅长的事。他们熟悉实验室，懂得科学道理，但面对几百名本科生，要学的又是另一套教学方法。1959年进入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的刘凤翘回忆，李正武讲普通物理时，内容对一些低年级学生而言太深。学生便去找系主任赵忠尧反映，希望课程能讲得更容易理解一些。赵忠尧听后颇感意外，在他看来，那些已经是普通物理里相当基础的内容。现在，校史馆里还收藏着一张毕业文凭，内页的学制一栏写着“5.5年”。这是1958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学生独有的经历。据多名学生回忆，一次考试后，系主任钱学森查看学生的成绩，认为他们的数学、物理基础还不够扎实，建议延长半年学制，继续补基础课。因此，这个系的学生没有按原定时间毕业，200多人在学校读满5年半才离校。中国科大第一届学生中，后来产生了许多位院士。高登义是首届应用地球物理系学生，他先后三次参加珠峰科学考察，又到南极、北极考察，成为完成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徐建中是首届物理热工系学生，他把吴仲华创立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从亚音速拓展到跨音速，后来又带领团队研究全新原理的航空发动机，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成是首届生物物理系学生，他毕业后参加我国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成为我国蛋白质晶体学和蛋白质工程的主要开创者之一，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许祖彦是首届技术物理系学生，他一生研究激光，带领团队做出世界上第一台三基色LD激光电视产品样机，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与开学典礼一样，首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仍然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行。千余名毕业生在操场拍摄毕业照，大家在烈日下站好位置，前排的座位也已摆好，陈毅副总理却因为公务迟迟没有赶到。有人拿出扇子、书本和纸张遮阳。聂荣臻见学生等得太久，交代工作人员：不等了，拍吧。摄影师准备按下快门时，一辆轿车从大门开进操场。陈毅赶到了。后来有学生记得，一年后，陈毅再次对中国科大的学生说：“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搞科学，是我的后台。但我的后台还不够硬，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人家不把我当回事，人穷气短嘛！如果我们有了原子弹、卫星，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们为国家造出了这些东西，我就不怕他们了！”如计划的那样，学生中的很多人，真的去“造”了“两弹一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6年09月11日08版
河南禹州西部山区，一片过去不起眼的荒山荒坡，如今铺上草坪，支起帐篷，变成了露营地。不远处，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大风口景区内，2.5亿年前二叠纪时期的古植物化石，成为吸引游客和研学团队进村的独特资源。这个总面积4.5平方公里、有2000多人的禹州市磨街乡大涧村，曾长期依靠煤炭资源发展。随着煤矿关闭，昔日支撑村庄经济的产业退出，留下了矿山开采后的生态欠账。如今，这个曾经的煤炭资源村，正试图通过地质旅游、乡村大集、露营等新业态，把过去的资源型经济转向农文旅融合。澎湃新闻记者 邵冰燕 图“转型往哪方面转，这是我们的难题。”河南省禹州市磨街乡大涧村党委书记陈海昌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既然从煤炭方向把资源挖走，我们富了，下一步就要从绿化环境上转变出来，就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从煤炭资源村到文旅村，荒山荒坡上长出新业态生态修复之后，过去靠“地下资源”发展的村庄，开始重新寻找地上的资源。陈海昌介绍，2011年前后，伴随着煤矿资源整合、关闭，村庄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转型和生态绿化过程中，叠加上级资金和相关项目，地质公园也逐步开发建设。其中最具辨识度的，是大涧村境内的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大风口景区。资料显示，当地保存有距今约2.5亿年的二叠纪古植物化石。随着地质科普广场、陈列馆等设施逐步建设，过去与煤炭开采联系紧密的地质资源，开始转化为科普、研学和旅游资源。“现在我们的整体定位，就是从资源型产业向农文旅融合转型。”陈海昌向记者表示，村庄转型并不是简单地把煤矿换成景区，而是希望把地质、生态、农业等原本分散的资源重新组合起来。旅游有了基本盘，如何把人引进来、留下来，成为下一个问题。2024年3月，大涧村开始举办乡村文化大集。陈海昌介绍，大集举办时，唱戏、唱歌、跳舞等乡村文娱活动被搬上舞台，周边农户也可以把自家的烙馍、油馍、焖子、水果等农副产品拿来摆摊。村里为参与表演的团队提供场地、电源，中午还提供大锅菜。“大集最多的时候达到2万人。”陈海昌向记者表示，对大涧村而言，这场大集并不仅是一场文化活动，更像是一个低成本的乡村流量入口。有人来看戏，有人摆摊，有人卖农产品，游客来了以后，又进一步产生餐饮、游玩等消费需求。流量也又进一步催生新的文旅项目。陈海昌回忆道，如今露营地所在的位置，过去只是一片荒山荒坡。2024年筹办乡村文化大集时，村里先修了一条水泥路，原本就考虑将这里开发成露营地。随着大集带来游客，有人提出这里适合发展露营，距离地质公园又不远，露营项目由此逐渐落地。资料显示，2025年大涧村启动豫涧露营地项目，目前当地文旅项目日均接待游客约5000人次，周末文化大集单日客流峰值突破万人。为了给村庄继续“引流”，陈海昌自己也做起了主播。每逢周六、周日上午10点，他会在地质公园直播，既介绍村里的文化、生态和旅游资源，也推销当地酸辣粉、粉条等农产品。“有时候满意，有时候不满意，有时候人多，有时候粉丝很少，也有压力。”陈海昌向记者坦言，直播并非每场都热闹。但他认为直播至少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村庄，“有人来投资了，有人来玩了，有人来摆摊了，有人来唱了，也有人来看了。”澎湃新闻记者 邵冰燕 图不只赚“门票钱”，文旅如何带动村民增收？游客来了之后，如何把“流量”变成村庄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收入，是很多乡村文旅需要实际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大涧村的思路并不是单独做一个景区，而是以旅游为入口，把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餐饮、销售等产业串联起来。其中，红薯就是其中一条产业链。过去当地农户种红薯，更多是自己食用或直接销售；转型之后，大涧村开始发展红薯种植、加工和销售，并生产粉条、粉皮、酸辣粉等产品。“三产融合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到服务。”陈海昌向记者表示，如今当地红薯产品除了线下销售，也通过商超、经销商、代加工订单以及直播等渠道向外销售。陈海昌在采访中也表示，大涧村引入禹州市实德农产品有限公司，建设现代化“三粉”加工基地，2025年仅农产品加工销售额就超过660万元，并辐射带动周边1.3万亩红薯种植。随着订单增加，今年目标销售2000万元。对于一些普通村民而言，文旅带来的收益可能是一份工作、一个摊位，或者农产品多出的一条销路。陈海昌向记者进一步表示，目前村集体每年收入约60万元，村民平均年收入达到约2万元，而过去约为9000元。对于村民而言，收入来源也变得更加多元，除了务工，还有土地租金和分红。不过，能否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文旅生意，大涧村仍处在探索阶段，陈海昌对此并不回避。他坦言，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持续发展，“现阶段一些项目的收益还不是特别好，资金投入和社会参与度仍有提升空间。”陈海昌指出，按照规划，现有露营地只是第一期，后续还计划开发二期，并进一步向地质公园方向延伸，将露营与景区融合。旅游业态之外，大涧村还计划发展餐饮公司，在露营地和地质公园设置酸辣粉实体体验店，并继续布局种植、养殖等产业，而民宿则仍处于逐步发展的阶段。“一块荒坡如果闲置，就是个荒坡，没有价值。但如果把杂草清理、种上草、做成露营地，它就可能成为新的产业载体。”陈海昌最后向记者表示，对于大涧村来说，资源型村庄转型的下一道考题，是将它变成一门能够长期经营、并真正让村民受益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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