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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周二直接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此时美国与以色列正对德黑兰的神职人员政权持续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向特朗普发出警告：“热爱阿舒拉的伊朗民族，绝不畏惧你们这些纸老虎般的威胁。比你更强大的势力，都未能消灭伊朗民族。你自己小心点——免得被消灭！” 此番言论是对特朗普威胁的回应。特朗普此前称，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波斯湾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咽喉要道，美国将对其施以重击。“如果伊朗胆敢采取任何行动，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通，美利坚合众国将对其发动迄今为止二十倍猛烈的打击。”美国总统在Truth Social平台上写道。 拉里贾尼曾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也是伊朗政权内部最具影响力的政客之一。在前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后，伊朗已任命了新的最高领袖。 特朗普在帖文中补充道：“此外，我们将摧毁那些极易攻克的目标，让伊朗作为一个国家，几乎永无重建可能——死亡、烈火与怒火将笼罩他们！但我希望，并祈祷，这一切不会发生！” 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已推高全球油价，不过在特朗普周一暗示冲突可能结束后，油价有所回落。
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来源：荀玉根思考 核心结论：扩内需为今年重点任务之首，政策需找到支点，通过杠杆效应实现事半功倍，建议从三方面着手：①提高生育率可以带动母婴消费、子女教育、购房等需求。建议加大生育补贴、改革个税减免、支持多孩家庭购房。②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推动新型城镇化，带来新的需求。建议完善“人地钱”挂钩机制、打通农村土地权益的变现渠道。③股市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消费者信心。建议加快产品创新，推动银行理财资配转向权益以及增加第二、三支柱的含权量。 扩内需事半功倍的三招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列为八大重点任务之首，到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其作为战略基点并做出具体部署，政策层面提振内需的决心已不言而喻。同时，近期中东局势升温，面对国际地缘局势的深刻变化，扩大内需也是应对外部变局的必然选择。当前国内消费仍偏弱，政策层面亟需找到支点，通过杠杆效应来促进内需修复。为此，本文将结合我国现状，提出扩内需事半功倍的三招。 1．第一招：提高生育率 提高生育率可以带动母婴消费、子女教育、购房等需求。尽管自2014年起我国逐步放松生育政策，但目前我国生育率仍较为低迷，我国总和生育率（特定年份每位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自1950年的5.8降至2024年的1.1，降幅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韩国，目前我国生育率已远低于1.5的人口警戒线水平。从国际经验看，当总和生育率降至1.5的警戒线以下后，往往难以自发回升，需依靠更大力度的生育政策支持才能摆脱困境。值得关注的是，长期低生育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其通过影响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对总需求形成制约。从消费行为看，观察1960-2022年间各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人均GDP与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各国生育率走势与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呈现正相关，可见扭转生育率是我国释放内需潜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与婚配置业上往往投入较高，存在更大内需潜力。由于中国家庭高代际支持的特性，扭转生育率除了能在短期拉动母婴消费外，更有助于释放中长期内需潜力。一方面，中国社会更重视子女教育，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中国家庭用于子女教育支出占所有开支的比重达7.9%，高于韩国（5.3%）、日本（2.2%）等主要经济体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家庭对于子女结婚购房支持力度较大，根据汇丰银行数据，中国千禧一代住房拥有率高达70%，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这背后离不开家庭支持，约40%的中国青年在购房时接受父母资助，超过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的36%。因此，若政策能加大生育支持，将能有效拉动母婴消费，以及教育、住房等相关支出，释放经济内需潜力。 提高生育率可从加大生育补贴、推动个税减免改革、以及放松购房资质等方面入手。 建议1：加大财政生育补贴力度。借鉴1980-2020年海外生育率变动经验，家庭补助支持力度大且应对及时的国家，例如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其生育率相较于低补助国家往往率先企稳并回升至接近更替水平。而日韩等国，补贴力度低且忽视现金补贴是生育率迟迟未止跌回稳的重要原因。加大现金补至关重要，目前OECD国家家庭现金补贴占GDP比重为1.1%，而我国尚不足0.1%，建议逐步提高国内现金补贴力度至OECD均值水平以上，进一步加大补贴年龄范围和力度。根据我们测算，在现金补贴占GDP比重分别在1.0%/1.2%水平下，未来5年我国若对0-5岁儿童发放育儿津贴，月均值分别为2382/2859元。 建议2：推动个税减免改革。个税调节是降低中产阶层生育成本最直接的手段。目前我国将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等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为每孩每月2000元），但其在覆盖面、公平性及深度上仍有缺陷。受惠人仅限于个税纳税群体，这一覆盖比例仅占全国育有婴幼儿家庭的不到1/4，且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累进性，收入越少则受惠越少。另外，现行减免力度相较于高昂的育儿成本而言，也有待提升。建议进一步提升抵免标准，并将现行个税扣除改为税收抵免津贴，对于低收入群体实行差额返回，确保政策红利能覆盖到更广泛的低收入育儿家庭。 建议3：放松多孩家庭购房资质并完善支持措施。住房同样是海外生育支持政策中的重要措施，前文指出我国父母在子女购房上往往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杠杆拉动效应或更显著。建议将住房政策融入生育支持体系：首先，放松多孩家庭购房资质。多孩家庭普遍存在置换大户型、以及为子女婚房准备的需求，根据克而瑞调研，四成家庭因二孩产生换房需求，建议在限购城市对多孩家庭增加购房指标。其次，优化公积金使用等配套支持措施，对多孩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浮，针对性购房补贴等措施等。 2．第二招：农民工市民化 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推动新型城镇化，带来新的需求。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之仍有约17个百分点差距，意味着约2.5亿进城务工人员仍为农村户籍。这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部分农民工处于城乡“两栖”状态，将主要收入储蓄起来日后返乡，客观上形成消费“逆差”。二是城市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仍与户籍高度绑定，进一步强化农民工预防性储蓄，抑制消费。 农民工群体具备可观的消费潜力，但并未充分释放。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并不低，接近城镇居民60%分位数，但在基础保障不足、身份认同缺失等因素制约下，消费较谨慎。对比城镇居民，农民工消费率仍低约20个百分点，特别是医疗、健康、教育等有助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支出偏低。下一步应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的要求，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强化公共保障，释放消费潜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堵点是户籍，需着力解决户籍背后“城市不敢收、农民不敢留”的深层矛盾。 一方面，城市“不敢收”的核心在于财政压力。进城务工人员落户后，随迁子女教育、养老保险补贴、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将显著增加。根据国家发改委测算，一名农民工市民化后年均新增财政支出约在1.1万元至数万元不等。2.5亿农业转移人口将对地方政府，尤其是人口流入地财政形成巨大压力。未来随着农民工群体持续老龄化（平均年龄已达43.2岁），养老、医疗等长期保障支出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建议1：完善“人地钱”挂钩机制。当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之间的联动仍不够紧密，对地方激励明显不足。建议进一步强化“人地钱”挂钩机制。一方面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部分基建投资安排与农民工市民化规模更紧密绑定；另一方面完善“钱随人走”机制，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市予以更多财政资金倾斜。 建议2：提升城市包容度。督促加快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放宽300—500万城市落户条件，并优化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的规则，提高稳定居住年限等指标权重，降低学历门槛。同时进一步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导向，弱化户籍限制，重点解决随迁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问题。 另一方面，农民“不敢留”的核心在于缺乏必要资金。解决户籍问题后，在城市安居仍涉及购买住房、补充社保等系列大额支出。宅基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的重要财产权益，然而当前流通变现机制不完善、渠道不足，且农民对失去土地后的长期风险存在顾虑，宅基地、承包地等权益更难以变现为为进城的“启动资金”。 建议：打通农村土地权益的变现渠道，将“沉睡资产”转为“启动资金”。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全面确权颁证基础上，围绕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完善流转、抵押、置换和入市机制。尝试在县域范围推广“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等模式，并探索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为农民将土地权益转化为进城安居的资金来源创造条件。 3．第三招：股市发挥财富效应 房产的高光时代已过去，股市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消费信心。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不仅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日本、韩国等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还低于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并且目前我国人均GDP大概1.3万美元，从经济体发展阶段看，美国、日本、德国的人均GDP处于这一水平时，居民消费率50-60%，明显高于我国40%不到的水平。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财产性收入低，影响消费潜能释放。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低，2024年仅为8.3%，远低于工资性收入的56.5%，也低于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重的20%，是影响居民消费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从居民资配情况来看，中国居民高配地产、低配权益。22年中国居民资配中，房产占比47%、权益占比不到10%，美国居民资配中权益占比34%、房产占比29%。在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影响下，我国房地产市场高光时刻已过去，22年以来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未来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和消费提振或需依靠权益资产。 股市对促进居民消费能发挥积极作用。拉长时间看，股市回报率很可观，根据《股市长线法宝》一书数据，1802-2021年美股年化收益率为8.4%，高于长期国债的5.0%。A股市场长期回报率也很可观。2005-25年万得全A指数年化收益率（含分红）为10.6%，高于长期国债的4.3%。我们在《股市促消费的作用和建议-20251107》中指出，提高股市回报率，一方面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因此，股市作为居民财富的蓄水池，在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方面同样也能发挥更加的积极作用。历史上看，A股牛市阶段居民消费增速更高。A股牛市年度中，居民消费支出、社零同比增速均值分别为12.3%、13.3%，高于熊市年度的10.3%、10.9%。 可见长期看A股收益率不低，居民低配权益制约居民享受股市长期回报、增厚财产性收入。未来需进一步提升居民资配的权益配置比例，尤其是通过银行理财资金、养老金第二和三支柱来实现。 建议1：以银行理财为起点，通过产品创新与资产配置优化居民财富结构。25年我国银行理财存续产品规模达33.3万亿元，不过资产配置仍以债券、现金存款和同业存单为主，三者占比分别为39.7%、28.2%、12.2%，而公募基金和权益类资产仅占7%。未来需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增加权益资配比重，如强化银行理财产品体系创新，开发与推广“低波动、高分红”特性的净值型产品（“固收+”策略、聚焦高股息资产的权益类理财等）。这类产品在收益风险属性上更贴合广大居民从“保本刚兑”向“净值化收益”过渡的心理与实际需求，能够优化居民资配结构，增厚收益。 建议2：加大居民养老长钱配置权益的力度，尤其是第二、三支柱。目前我国养老长钱低配权益，其中美国第二、三支柱权益配置比例分别为49%、51%，而中国还不到10%，居民养老长钱难以享受权益资产高回报。第二支柱方面，优化金融产品供给，提高吸引力。建议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根据持有人的年龄和风险偏好设计差异化产品。比如参考美国经验，设计目标日期基金，根据预设的退休日期或投资期限，自动调整股债等资产配置比例，匹配长期资金在不同年龄阶段的风险偏好，提高年金的权益配置比例。 第三支柱方面，加大财政补贴，加快产品扩容，满足多元化的养老投资需求。个人养老金制度由试点城市扩围至全国，但参与度仍偏低，存在对中高收入群体吸引力有限、中低收入群体激励不到位的问题。建议适度调增中高收入群体个税抵扣上限，结合居民收入水平和物价变化动态调整额度。建议对没法享受个税优惠的中低收入群体，对个人养老金缴存给予财政配套补贴。此外，建议适时推动产品扩容，满足居民多元化的养老投资需求。例如，可以开发目标风险基金（TRF），提供积极、平衡、稳健等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供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选择，提高相关产品的吸引力。 风险提示：扩内需政策落地进度不及预期。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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